桑拿天+雾霾,脏毯子裹住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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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酒店上门推拿 【http://www.325137.cn】:2016-07-22 15:11
在人们的印象里,雾霾都是秋冬的事儿,一般跟夏季沾不上边儿。然而,连日来“桑拿天”和雾霾似乎联起手来,让京津冀地区的人们不胜其扰,雾霾话题重新回归。
受访专家: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彭应登
全球空气在变糟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了“全球城市污染数据库2016年”,该数据库覆盖103个国家的3000多个城市。根据WHO的标准,全球80%以上的城市空气中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污染水平超标。榜单中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是伊朗的扎布尔,夏季连月沙尘暴,PM2.5年均浓度达217微克/立方米。排名第二至第五的都是印度城市,分别为瓜里尔、安拉阿巴德、巴特那和赖布尔。WHO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2008~2013年间虽然一些区域有所改善,但全球城市空气污染水平上升了8%。
贫穷国家的城市民众所受影响最严重。污染较轻的城市大部分在欧洲、美洲及西太平洋的发达地区;而东地中海、东南亚区域的中低收入国家是空气污染水平最高的地方;紧随其后的是西太平洋区域的低收入城市。
WHO将城市PM2.5平均浓度由高到低排列,前一百名城市中有30个中国城市,并且中国十大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中,前八个均位于河北省,分别为邢台、保定、石家庄、邯郸、衡水、唐山、廊坊、沧州,其中邢台和保定还进入全球PM2.5污染前十,年均浓度分别为128微克/立方米和126微克/立方米。北京以85微克/立方米的PM2.5浓度位列中国第11、全球第56。
“当肮脏的空气像毯子一样裹住我们的城市,最弱势的城市人群受影响最大,也就是最年轻、最年老和最贫困的人。”
世界卫生组织家庭、妇女和儿童卫生事务助理总干事费拉维亚·布斯特雷奥博士说。颗粒物和细颗粒物包括硫酸盐、硝酸盐和黑炭等污染物,可以深入肺部和心血管系统,增加患脑卒中、心脏病、肺癌以及哮喘等急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风险,导致全球每年三百多万人过早死亡。好消息是,许多城市正在监测空气质量,通过促进更清洁的交通、更高效的能源生产和废物管理来控制空气污染。半数以上高收入国家及1/3的中低收入国家在五年间将空气污染水平降低了5%以上。
低收入能跟污染划等号吗
世卫组织这份最新报告中,有两点最引人关注:中低收入国家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更严重;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8个城市全在河北。
低收入国家的空气污染情况为何如此严峻?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指出,在基础建设比较落后的不发达地区,空气污染与经济发展会形成恶性循环。由于经济欠发达,当地政府的环境治理水平、环保意识就更差,导致这些地区的人均寿命也就更低。这些地区的能源结构往往不是清洁的,产业结构不是绿色、可循环、可持续的,所以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反过来,包括水污染、空气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一方面会损害当地居民的健康,影响劳动力素质和水平,还会对社会环境和资金笼络造成阻力,阻碍经济发展。还有一种情况: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对矛盾体。由于经济发展太快,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水平不平衡,大气污染问题突出。比如金砖四国中的印度、中国就有多个特大城市空气污染情况靠前。
中国污染重灾区为何集中于华北?中国社科院去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在实施空气质量检测的161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仅占9.9%。东部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健康环境水平最高,京津冀城市群的城市健康环境水平最低。当年京津冀地区PM2.5平均浓度达到91,珠三角城市群PM2.5浓度仅为41,与上述WHO的数据统计相符。
彭应登告诉记者,空气污染的形成与技术成因和社会成因有关。技术成因包括污染处理水平、国家对地方的技术政策支持、地区自然状况等;社会成因包括社会发展水平、生活习惯、宗教习俗等。沿海地区地势开阔,污染物扩散条件好,自然净化能力强,比内地先天就有优势;经济更发达,能用于环保的资金更多,技术支持完善,治理水平超前,所以控制污染的水平就好。相比之下,三面环山的京津冀经常处于静风天气,不利于污染物横向扩散;人类活动密集,能源消耗大,而且城市间挨得近,污染物输送现象严重,污染物发生累积。
谈及更深层面,彭应登指出,环境保护成效与城市管理水平和政府监管力度有很大的关系。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河北的产业结构和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本就不利于空气质量改善。据统计,华北地区的煤炭消耗量达到美国的总和。而当地法治基础相对薄弱,目前约有1/5的钢厂没有办理环保审批手续,是违法建设的。这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大肆释放空气污染物,却没有纳入当地政府的监管视野,导致了‘放大效应’。尽管河北正在花大力气压缩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化工产能,但难度很大,大量违法钢厂还在顽固抵抗。如果不拿出决心治理,不把‘盖子’掀开,北京下再多功夫治雾霾都难以改善。”
彭应登说,对比起来,北京、天津、武汉、成都等法治相对完善的地区,污染控制得就比较好。“举个例子,山东在大气整治方面就比河北做得好。临沂位于鲁西南地区,属于内陆地区,空气污染一度很严重。但2015年初,临沂市领导被环保部约谈后,空气质量有了大幅改善,污染物减少50%以上,空气质量指数改善1/3。还有甘肃兰州,克服了很多不利条件,改变能源和产业结构,在城市治理上下了功夫,空气质量也改善很多。可见,尽管很多内陆地区缺乏沿海的先天条件,但只要政府重视、公众增强意识,还是可以让空气更清新的。”
满足当代需要,不损后人利益
近年来,北京致力于疏解“非首都功能”,津冀两地成为北京部分产业、产能转移的主要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常能听到这样一个声音:“北京将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能都疏解到河北了,反过来又怪河北烧煤、炼钢污染了北京的空气。”
彭应登对此表示:“不可否认,北京向河北疏解企业,肯定会带来环境压力,但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疏解企业,不能是简单的转移,而应该是升级换代。十多年前首钢往唐山曹妃甸搬迁,并非简单地将污染型设备搬过去了,而是完全淘汰掉落后的设备,用先进的循环经济理念和先进的工艺设备为产品转型升级,不是污染转移。如今的北京产能疏解也要遵循这样的原则。河北也要好好规划,将疏解过去的产业安排入住工业园区或经济开发区,集中管理,把可能造成的污染降到最低。河北完全可以通过广阔的腹地和园区优化规划,来化解这些问题。”
我国在空气污染的治理上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效,区域一体化治理的思路正在被实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正在对周边地区进行经济和技术的扶持,一起改善空气质量。以京津冀为例,北京、天津两市分别投入4.3亿、4亿,帮助河北应对空气污染。当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空气污染,彭应登表示,关键在于调整能源和产业结构,化解过剩产能,提高天然气等低排放能源的使用,减少煤炭消耗。各地方政府各尽其责,把自己区域内的污染控制好,把各自的责任落实到位,治霾的成效就能最大化。
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和环境司协调员卡洛斯·多拉则指出,各国部门间采取协调行动非常重要。卫生部门负责找出空气污染带来的负担和干预办法带来的益处;交通部门要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生产能源的工厂应避免使用煤。另外还应改善室内能源消耗,将更清洁的能源用于室内照明和家庭烹饪。
18世纪以来,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索取资源的速度过快,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引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生态危机,许多发达国家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付出了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经济的惨重代价。我们应吸取经验教训,建设既富强又美丽的中国,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人利益,让今后一年四季都是蓝天。(生命时报记者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