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医改需要一整套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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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立医院的院长,我在管理岗位上已经做了18年。从1978年考入医学院起,我始终坚定地认为,所有医护人员都有一个共同期待,就是用我们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服务来提高中国人的健康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国家在医改中出台适合医疗行业发展的一整套政策,而非单一、孤立的。
这一整套政策成功的标志是同时实现三个目标:能够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使病人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能够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能够促进公立医院发展。但遗憾的是,一些医改政策、路径或方法仍需商榷,比如要求将三甲医院的门诊号源开放给114电话查号台,让任何患者不管大病、小病都能挂上三甲医院的号,这本身就是与分级诊疗背道而驰的;再如控费方面,粗犷地一味要求医院降低次均门诊费,原本患者一个月仅需到医院看病取药一次,出现病人不得不跑好几趟医院;以及原本该住20天的院,18天就不得不出院了。这样的政策就是孤立的,虽达到了控费目的,但对病人来说是不人性化的,也不符合医学规律。因为对患者来说,便宜看病不是主要诉求,看好病才是目的。
王杉院长为《生命时报》寄语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整套医疗公共卫生政策,抓住关键点就会事半功倍。如:毛泽东主席当初取消民间广泛存在的接生婆,建立基本妇幼保障体系,仅一政策就让孕产妇、新生儿的死亡率大幅下降。这种决策才是政府部门该做的,也会极大的促进国民健康。
第二个期待是,在互联网时代,新的技术、思维、理念将给医学发展带来了巨大促进作用,使医务人员采集全生命周期、全方位、全人群的健康和疾病数据成为可能。如果我们能获取并用好这些数据,那么中国对于疾病发生、发展以及转归规律的发现不仅惠及本国百姓,更会对世界医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但需要警醒的是,我们可以重视大数据、精准医疗,但不能被国外忽悠了。比如奥巴马提出精准医疗后,咱们国家的热度比美国还高,各行各业开始大投入地开展精准医疗,但它究竟是什么、怎么做、能运用到哪、效价比如何仍需进一步研究,千万不能造成新一轮的资源浪费。大数据是一先进技术,应用它需要专门的装备、专门的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需要大的投入,这种技术适用于PB、ZB级数据,特别是非结构化数据。北大人民医院是最早开展信息化建设的医院之一,但这么多年我们的累积数据量(包括影像)也仅达到100多个TB。如果现在许多医院不管自己数据的情况如何,都一窝蜂地上大数据装备及软件,特别是不清楚用该技术的目的时,就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2016还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的第三个期待是,互联网时代,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重构能落到实处。国外把这种新的医疗服务模式叫做
“移动医疗(Mobil Medicine)”或“连接医疗(Connected
Medicine)”,我认为二者均不能反映未来医学的模式。2008年北大人民医院提出的是一种叫“实景医疗(Real-Life
Medicine)”的服务模式,就是得了病不用非得往医院跑,人们可以回归到工作、生活、学习的熟悉环境中,在一种自然状态下去进行疾病和健康数据的收集,医生对线上数据分析、诊断和制定治疗方案。比如呼吸睡眠暂停的睡眠监测、疼痛病人的评分和PCA控制,以及心衰、男性ED等的监测和诊疗技术上均可实现居家完成,且这套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模式已得到国内外学界人士的认可,但把它放在大的医疗环境和政策下就遇到了许多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现实障碍,如:医保、居家诊疗的医政、药政管理。要实现这个期待,就又回归到我谈到的第一点,政府部门要有一整套政策来保障才行。这就好比篓子里拎螃蟹,拎起一只,后面很多只都在咬着。医改只有把这个“咬”的关系搞清楚才可能成功。(文章源自《生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