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医改成功需要三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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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冬天,我曾去过山西省武乡县。那时的县医院破破烂烂,病人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取暖。这是当时中国基层医院的一个缩影。近十年来,以县级医院为标志,中国医院的建筑全都升级换代,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病人不仅有了医保,还有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国家还出台了医改的纲领性文件,不断推动相关政策的落实。这都是医改的成果,我们必须看到。就好比一个建筑,总有它背阴的一面,我们不能光盯着这边,而应该把看它阳光的一面。
医改也同样,确实还有不到位的地方。而且人们有个误区,一想到医改就认为是医院来做,实际上从国家出台的文件来看,涉及医院内部的只是很小一部分。要保证医改落实,我个人认为需要以下三个“一”的保证。 
刘玉村院长为《生命时报》寄语
一套自上而下的配套措施。要实现党中央国务院的医改路径,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下往上的改革,以各地医院为单位作为试点,把医改涉及的卫生、医疗、药价、薪酬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一个点、一个条目地尝试;另一种方法是有整体构架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进行系统改革。
我认为,有试点单位和城市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只有按后一种方法,做到医疗、医药、医保的“三医联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单独取消药品15%的批零差价,不足以让百姓体会到看病从此不贵。而且,这点利润的取消,会导致众多药剂人员的收入只能靠医来补,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政策,补来补去就会出现不公平和不科学。
药品怎么改、医疗服务价格怎么调整、绩效考核怎么做、医护人员的待遇怎么改变,需要顶层设计把控。拿医护人员的待遇来说,不是一味提高就好,而是不同层级的医院、不同学科、不同年龄段有所区别。年轻医生和护士最缺钱,他们可以通过多劳动获取更多更合理的报酬,提高收入;中层医护人员更多考虑的是前程,包括职称晋升、学术地位等;再年长一些的医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他们需要的是做研究、教育和参加学术会议的时间。只有给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才能充分调动积极性。
现在除了白天门诊,很多大医院还开了夜间门诊,医护人员都达到了一种“战时状态”。这种状态应该只出现在特殊时期,现在却成了常态,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分级诊疗制度没做到位,另一方面说明大家的看病理念是错的。如果一个病能拖到晚上下了班再看,就说明不是大病,没必要非往大医院跑。而分级诊疗的最终实施,需要有老百姓信得过的全科医生,这一点国家很关注,也在努力培养。但一个医学生本科毕业需要5年,全科培训需要3年,还需要工作几年和附近社区的病人熟悉、建立信任,整个周期至少10~15年。所以大家不能太着急,也不要把现存的问题放大化。
一个有勇气来管的人。最近全国都在关注福建三明的医改,当地的成功与推动者有很大关系。他们的负责人不是医疗体系的人,而是当地的宣传部长,也是市委常委。一个既能把事情说明白,又有一定位置,还不惜承担风险的人,对运用综合配套措施进行改革是很重要的。三明医改能否复制,关键在于每个地方是否都有这样一个人。同时,还要及早建立一个大家能接受的固定机制,不能这个人一离开,改革就没了。
其他省市也应当坚持自己目前的改革方向,不要随意停,不要反复。如果今天搞一个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但因为没有考虑部分病人的费用问题又马上终止,那改革就做不下去了。这就需要我们在前期制定改革措施时要充分、整体地考虑。
一种有归属感的文化氛围。作为一名公立医院的院长,我对医改的期待不能光停留在病人的层次上,还要考虑我医院医护人员的感受,得让来的病人舒服,也让我的员工满意。所以,我个人认为,医改不仅要有配套的政策,还应该有触及灵魂的东西:一种医院的文化传承。作为院长,我很关心的是,病人进了我医院的诊室后,这几分钟、十几分钟时间里,医生是怎么跟病人说话的,说了什么?如果医生头也不抬,一边问一边写病历,病人感受一定不好,看病再便宜也没用。医生必须要用眼神和适当的语言与病人交流,这才是医院文化的核心,是一种大爱。我抓了十年的医院文化建设,有很明显的成效,现在我们医院不浮躁,门诊非常安静,医生对病人友善,获得了很多赞誉。我常说,我们要厚德尚道,简称“厚道”,只有这样,才能让病人和医护人员有归属感。
总之,我对医改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的效率足够高,大兵团作战能力也在,只需要再提高人文关怀,加强勇气和担当,创造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相信这个行业一定会好起来。(文章源自《生命时报》)